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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滨风土

泱泱太学 教育之源

时间:2018/9/15 18:51:46  作者:  来源:  查看:1040  评论:0


泱泱太学 教育之源

----汉魏晋洛阳太学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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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太学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示意图

 太学是我国最早的国立大学,国家最高学府,是帝国王朝培养行政人才的摇篮。太学始创于西汉,鼎盛于东汉。其后,曹魏、西晋继续沿用北魏重修至北朝末衰落,历时六、七百年,是屹立世界东方的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,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,堪称我国教育史上的奇葩。

据《晋书·王弥传》记载,永嘉丧乱,“弥(匈奴大将王弥)、聪(匈奴人刘聪)以万骑至京城,焚二学”。焚毁了西晋京师洛阳城太学和国子学。

一、最早大学  人才摇篮

汉魏晋洛阳太学遗址,位于洛阳市伊滨区佃庄镇太学村北侧,遗址分布于洛河南岸河堤两侧,现洛河南岸河堤将太学遗址一分为二。史载,太学位于汉魏洛阳城南开阳门外,去宫“开阳门外三里,御道东侧”。

廓开太学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后,戎马未歇,即先兴文教。于建武五年(公元29年)十月起,营太学,访雅儒,采求经典阙文,四方学士云会京师,于是立五经博士。在东汉洛阳城开阳门外,修建太学,距皇宫里,廓开太学

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(公元51年)建造太学讲堂,长丈,广丈,诸生横巷,群集其中。刘秀曾多次亲幸太学一次,从齐地征讨回归洛阳,先到太学,亲自与诸博士沟通交流甚至与诸博士相互论辩博士桓荣表现突出,光武帝下诏褒奖,给予赏赐。考究太学生学业,观看学生的“雅吹击磐”等娱乐活动,并物质奖励博士弟子以劝学很晚才回宫

光武帝承西汉旧制,设十四家今文博士。光武年间,太学博士多为硕学鸿儒,一代儒学大师。光武帝关心太学博士们的生活,《东观汉记》记载,每年腊节,都会赏赐每位博士一只羊。有一次,由于羊肥瘦不均,博士祭酒就提议,把羊杀掉,用秤称量分肉。《春秋》博士甄宇深意为耻,直接牵走了最瘦的一只羊。后来一次朝会,光武帝打趣地问道:“瘦羊博士在哪里?”,后来甄宇就被人们称为“瘦羊博士”。

建安年间,天下纷争,曹操即兴办学校振兴文化,后人颇多赞誉。曹魏政权建立后,魏文帝曹丕对洛阳太学高度关注,兴办太学,以集儒林。黄初四年(公元224年),设立太学,制订《五经》考试办法,增设《春秋毂梁》博士。曹丕作《典论》,赞誉博学鸿儒,修复《熹平石经》。太和二年(公元228年),魏明帝下诏说:“尊儒贵学,王教之本。”

西晋代魏,依汉魏之制重兴太学。据《晋辟雍碑》记载:戎夏既泰,九域无事,以儒术久替,古典未隆,乃兴道教,以熙帝载。廓开太学,广延群生”。咸宁二年(公元276年),晋武帝又设国子学。《晋辟雍碑》记载了西晋太学之盛况。

广延群生明帝时,据《后汉书》儒林传和樊准传载:明帝“游意经艺,每乡射礼毕,正坐自讲,诸儒并听,四方欣欣”。一次为诸儒讲论经典,“诸儒执经问难于前,冠带缙绅之人圜桥而观听者盖亿万计”,太学声誉日高,匈奴亦遣人来洛阳学习。因为入学者多,又为功臣子孙另立屋舍以授其业。当时王充游学洛阳,非常幸运地赶上了明帝举行飨射礼这一旷古盛典,难以掩饰激动心情,写《大儒论》歌颂,大发感慨:“人之游也,必欲入都!”

安帝时,“薄于艺文”,学宫颓废。顺帝继位后,修缮太学,开拓房舍。汉顺帝永建元年(126),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,费一年时间,用工徒十一万二千人,建成两百四十房,一千八百五十室。竣工后,大量吸收公卿子弟为诸生,还破格招收了有成就的童子入学。各地负书来学者云集京师,学生人数大增。顺帝死后,在梁太后执政期间,太学更获得迅速发展。她曾诏令自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官员皆遣子受业。并规定每年以春三月、秋九月举行两次乡射大礼,以太学生充当礼生,盛况空前。自此,游子日盛,学生人数猛增至三万多

西晋王朝承继曹魏,也高度重视兴儒重教。《晋辟雍碑》记载:“廓开太学,广延群生,天下鳞萃,远方慕训,东越于海,西及流沙,并时集至,万有余人。”《晋辟雍碑》也记载了四位西域太学生参加辟雍乡饮酒礼,他们来自遥远西域,名字分别是朱乔尚建(姓朱,名乔字尚建,以下三人均同此式),王迈世光,隗景大卿,隗元君凯。

东汉贾逵、张衡、王充、郑玄、班固等人,都是太学生的佼佼者。鲁恭、李固位列三公。汉魏晋太学,为朝廷培养了的大量行政人才。西晋边远的敦煌人索靖、范衷、张甝(hán)、索紾(zhěn)及索永,游历京师,太学受业,见识广博,博古通今,人称敦煌五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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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学遗址平面图

太学形制经考古调查,东汉及至北魏,太学遗址范围宏大,为南北长方形,长220米,宽156米,四周有围墙,发现有门址,其内排列一座座长数十米的房屋,这是太学校舍的排房遗址

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的夯土建筑基址,基址交错叠压,非同一时期遗址,条状的夯土基址和道路等遗址现象比较多。这是太学的中心区域,也就是汉魏晋太学的主体建筑---太学讲堂。

在魏晋太学遗址中,发现一座大型廊庑式建筑基址,房基内清理了一座砖砌浴池。这是个室内砖砌浴池,直径2.4米,底径略小,深0.8米。池壁以素面残砖和瓦片砌筑,底部平铺一层素面长方砖。

晋国子学:太学遗址西南约100米处,有国子学遗址,为东西长方形,长200米,宽约100米附近曾发现石经碎片1949年前后这里曾出土大量的石经残块。可确认是西晋国子学遗址。据学者考证,西晋于咸宁二年(276年),晋武帝初设国子学,之前只有太学,无国子学。西晋太学和国子学并立。

二、太学管理  课程设置

管理机构:东汉及魏晋之时,太学隶属于太常领导,太常位列九卿首位,主要负责礼制、教育及文化工作。《汉官仪》记载:“欲令国家盛大,社稷常存,故称太常。”谚曰:“居世不谐,为太常妻。”一岁三百六十日,三百五十九日斋,一日不斋醉如泥。

西晋武帝时,太常叫刘寔(shi),《辟雍碑》阴面记载的第一个人就是刘寔。《辟雍碑》阴面第一行记载:“太常脩(xiu)阳子平原刘寔子真。”《晋书》卷四十一有刘寔传,字子真,平原人,爵位为子爵,封地在脩阳。荀崧传记载:西晋武帝司马炎“犹选张华、刘寔居太常之官,以重儒教”。刘寔以名儒躬行古礼,武帝司马炎选入朝列,任命为太常。

太学校长:博者,通博古今;士者,辨于然否。博士是秦朝官制,汉承秦制。汉武帝初置五经博士,东汉时期,由太常在十四名博士中,选拔有聪明威重者一人为祭酒,即博士祭酒,相当于首席博士,总领纲纪,管理太学,相当于太学校长。

博士祭酒是两汉的官制,秩六百石官员。西晋设置的是国子祭酒,无博士祭酒。因为西晋设置了国子学,国子学的校长是祭酒博士,同时又兼任太学校长,故称国子祭酒。

太学教师:太学的教师称博士,东汉设置14人,按照五经家法,讲授五经。太学有严格的择师传统,不乏一代经学大师,例如东汉经学大师马融、班彪等。

太学既是大学,也是礼制教育,所以始终把政治思想教育放在首位,必须符合朝廷的政治统治需要。为此,必须按照规定进行传授经书,也就是要严格师法和家法。

所谓师法,就是按照经学大师的经说为准绳,例如《公羊春秋》就要以董仲舒所传的经说为师法。在传经过程中,会形成新的经学大师,会形成自成体系的一家之言,经朝廷认可后,可以进行讲经,这就是家法。西汉重师法,东汉重家法。

时代变迁,经典需要注释,这就是“注”;时代继续变化,需要对经典的注释进一步注解,这就是“疏”。经孔子删订六经,弟子子夏等在战国时期广泛授徒传播。西汉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后,董仲舒被称为“群儒首”。今文经学的全称为:用当今汉隶书写的经书。董仲舒是今文经学创始人,用汉隶书写,用五行学说解释儒家经典,用迷信的、繁琐的和牵强附会的方式,解释经典,借天道,说人事,以迎合帝国当权者的政治需求。

流传于民间,《毛诗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周礼》、《古文尚书》及《逸礼》等用篆书书写,反对牵强附会,注重训诂的一类经学流派,就是古文经学。东汉一代,始终伴随着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纷争,最终古文经学占居优势,过渡到西晋又大谈玄学。

课程设置:太学开设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仪礼》、《易经》、《春秋》及《公羊传》和《论语》七部儒家经典,全部是今文经学。

设置博士十四人,讲授十四家学说。《易经》设四名博士,分别讲授梁丘氏、施、孟、京房氏四家学说。《诗经》设三名博士,分别讲授鲁、齐、韩三家学说。《尚书》设三名博士,分别讲授欧阳氏和大小夏侯氏学说。《春秋》设两名博士,分别讲解严氏和颜氏学说。《仪礼》设两名博士,分别讲授大小戴礼学说。《论语》不设置专门博士。

据记载,“邕(蔡邕)以经籍去圣久远,文字多缪,疑误后学。”由此,汉灵帝熹平四年(175年),蔡邕等七人联合奏请正订六经文字。熹平四年春三月,灵帝诏诸儒正五经文字,刻石于太学门外,以免贻误后学。蔡邕等二十四位当时著名经学大师,对各种经学流派的经书文本进行勘校。由蔡邕用八分体隶书,亲自书丹于石碑,著名工匠陈兴等镌刻于石碑之上,以达千古不化,世称“熹平石经”。

王国维考证,石经碑数以《洛阳记》记载为准确,本碑共四十六枚,约20余万字。

西面:设置石经《易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春秋》和《公羊传》,共28枚石碑。

参照唐石经字数及现有经本推算,《易经》石经2.4437万字,《尚书》石经1.8650万字,《诗经》石经4.0848万字,《春秋》石经1.6572万字,《公羊传》石经2.7853万字。

南面:设置石经《仪礼》,共15碑。《仪礼》石经5.7111万字,需11枚石经,校记1枚,其余3枚,刻有蔡邕、马日磾、堂溪典、刘宽及诸经博士郎中姓名,为表奏、赞颂及序记类文字。

东面:设置《论语》石经,共3枚。石经字数与现《论语》字数吻合。

齐王曹芳即位,高度重视太学教育,正始二年(公元241年),在太学立石经二十八枚,传为嵇康、邯郸淳等人所书,每个字都用大篆、小篆和隶书三种字体书写,史称“正始石经”或“三体石经”。裴松之曾在太学看到《典论》石经,应为西晋代魏后,将《典论》迁至太学。

汉魏石经是太学的教材,作为文化传承媒介,保障了儒家经典的正确传播,也有助于全国各地学者,通过石经勘校儒家经典。

学生管理:太学学生称博士弟子,之后简称太学生或诸生。入学条件宽松,拥有大量旁听生。太学的核心建筑是学堂,长十丈,广三丈,考古发掘证实,太学讲堂的规模很大。太学生上课,主要采用讲座的方式,听课人数可达数千人。更多是依靠自学,宿舍了也常常辩论。博士弟子的学习,一般是师从博士学习的。博士也会安排其高徒弟子,其实,不少高徒弟子已经具有了很高造诣,例如郑玄跟随马融学习时,原本对《易经》和春秋就有很高造诣了。太学对学生管理较为松散,类似于现在学术类研究生管理。《学靓》说“大学之教也,时教必有正业,退息必有居学 ”。正业是指太学的正课学习,居学是指课外的自由研究。正课聆听儒学大师授业,正课之外自由研究,思想自由,促进了人才成长,所以汉魏晋太学培养出了不少经学大师、大学者、大思想家和大科学家。

学生生活:太学不收取学费,正式在册太学生,还有政府优待。皇帝每次临幸太学,都会给太学生一定赏赐。在校太学生是合法免除徭役和赋税的,也就有人为逃避徭役和赋税,到京师太学游学。大多数学生还是要靠家里接济生活费的,学生领袖郭泰向姐夫借了五千钱,解决生活问题。有不少学生靠勤工俭学,完成学业,庚乘靠帮佣谋生,张楷则兼职卖药。

学生就业:学生毕业后有的出路主要有三种:其一,被选拔为官吏,这本身就是的主要目的,有的后来成了卿相三公。其二,有的在太学就有了很高的声誉,回乡后,被地方官聘用,或者举孝廉,进入仕途,任官为吏。其三,回乡收徒授业是大多数学生的选择,王冲就是靠回乡授徒谋生,期间完成了名著《论衡》。

 三、史家楷模 丝路重开

太学为汉魏晋帝国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,张衡、王冲、许慎及班固等,都是杰出的代表。陕西扶风高陵(陕西咸阳)班彪、班固、班超及班昭一门四杰,为东汉文学、史学及重开丝绸之路,做出了巨大贡献,流芳百世。

史家楷模:著名学者班彪的姑姑班婕妤,西汉成帝的妃子,本身就是文学家,丰富藏书又造就了班氏一门的文化地位。建武十三年(公元37年),东汉光武帝诏班彪进京,班固、班超及班昭随父进京,游离太学,在洛阳度过了青少年时代。

西汉司马迁,东汉有班固,中国史学之两座高峰。班固(公元32-92年),字孟坚,少年聪颖,16-23岁游离太学,九流百家,无所不通。王充师从班彪,曾抚摸着少年班固对班彪说:“将来记录汉家历史的任务,肯定会落在这个少年身上!”建武三十年(公元54年),班彪去世,班固回到扶风安陵家乡居住。班固在父亲班彪《史记后传》基础上,开始了编撰《汉书》生涯。有人告发班固私修国史,被捕入狱。班超担心哥哥老实,跑到洛阳为兄长伸冤。班固无罪释放,被拜为“兰台令史”,为编书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。

《两都赋》使班固步入汉赋四大家之列,《白虎通义》更是自董仲舒以来儒家学派的法典性著作。傅毅为班固太学同学,后同为兰台令史,成了同事。班固在给弟弟班超讥讽傅毅的信里,引出了“文人相轻,自古而然”的千古话题。王充《论衡》记载:“是以兰台之史,班固、贾逵、杨终、傅毅之作,名香美文。”曹丕在《典论》中说:“傅毅之于班固,伯仲之间耳。”

班固潜心精思二十年余年,编撰了《汉书》大部分篇章。永和四年(公元92年),因窦宪案牵连,病死狱中,终年61岁。班昭奉诏续写《汉书》,曾教授大儒马融诵读《汉书》,马融之兄马续协助班昭完成《汉书》编撰。班昭《女戒》七篇也成为后世妇女的必读之书。

《汉书》是我国第一部在正统儒家思想指导下完成的纪传体断代史,体例完备,叙事严谨,语言流畅,为后世正史的楷模。《史记》是才子书,《汉书》是学者书,分别成为两类史书的典范。

丝路重开:张骞凿空,班超重开,洛阳和长安,分别成为东西两汉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。据新编的《孟津县志·名人墓葬》所述:朝阳乡张阳村西北有一大冢,当地世代传为班冢,为东汉定远侯班超墓。文化大革命时期,在班超墓的东北方出土一北魏墓志,志载:西南方距射声校尉班超墓一百六十四步,这反证了此处确为定远侯班超墓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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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定远侯班超之墓

班超(公元33-103年),字仲升,少有大志,善辩,不修细节;孝谨,不耻劳辱。汉明帝永平五年(公元62年),与母亲随兄长班固到了京城洛阳。因家贫曾为官家抄书,后“投笔从戎”,经营西域30年,重开丝绸之路。

永平十六年(73年),东汉明帝命窦固率大军北征匈奴,窦固派班超出使西域。班超以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”的大无畏精神,机智勇敢,降服鄯善、于阗等国,从此,于阗诸国皆遣子入侍,西域自断绝65年,重新打通。永元三年(91年),汉和帝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,西域五十余国归服。派甘英出使大秦(意大利罗马帝国),甘英抵达条支(叙利亚),历经安息(伊朗波斯),临西海(波斯湾沿岸),距玉门关阳关四万里。甘英达到的也是“前世所不至,山经所未详”的遥远西方。通西域有三条道,北西域为东汉新开辟的通道。

西汉计算西域各国里程,以长安为起点。东汉则以洛阳为起点计算西域各国里程。班超之子西域都护班勇《西域记》所计算里程,以洛阳为起点计算西域各国里程。丝绸之路贸易东方起点是洛阳,西来汉的终点也是洛阳。在贯穿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上,胡汉使节及商人,往来穿梭,络绎不绝,呈现一派繁荣景象。

班超年老思归,其子班勇和其妹班昭先后上书请归,得奏。永元十四年(103年)八月,班超回到洛阳。次月病故,享年71岁。

永初元年(公元107年)及延光二年(公元123年),西域诸国背叛,汉帝国派班超之子班勇两度出使西域,大败匈奴,西域诸国重归汉帝国。不久,西域又与中原失去联络。班勇蒙冤入狱,获释后闲居洛阳家中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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